peter的部落格

國語文教育目的是確立中華民族大本大根

潘朝陽

一

台獨主義執政，利用國家資源，全面在國民教育上展開「台灣族」和「台灣國」的建構。因為在現實政治層和國際關係層明目張膽地消滅在台灣的中國人以及中國人的中華民國，乃是一派痴人說夢的幻想。但是通過國民教育的教科書改造，潛艦深航，遂可欺瞞天下人的耳目，蠶食浸滲地日漸建構完成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以及台灣的國家不是中國人的國家之意識型態。

從老皇民李登輝篡取國柄開始，歷經陳水扁的陰沉蠻幹，累積二十多年的課程綱要以及相關教科書的編成和教學，老實而言，台獨主義的建構非中國人的台灣族以及台灣國，這樣的工程，已然達到相當程度的成功。

作用在國民教育改造工程之最厲害的台獨建構論，是杜正勝的「同心圓論」，世人率皆以為同心圓論，只應用在歷史教育，而其實它是全盤運用在國民教育中的歷史、地理、公憲以及國語文教育中的。

國民九年一貫教育的歷史、地理與公憲，均是從台灣出發。

其實如果依據中國的修史傳統，國家史官負責國家史地的編修，而地方官員甚至一般文士，均有編修纂述地方史地之書的深遠傳統。前者即習稱的「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後者即廣泛的「方志」之書，譬如清代台灣的《台灣府志》、《諸羅縣志》、《淡水廳志》，或如明代福建的《八閩通志》；清代的《泉州府志》、《漳州府志》……等。

地方修纂史地志書，其本義在於一者提供執政者國家治理之參考，二者使當地人得有鄉土家園的切實認識進而蘊生真切的鄉土家園之愛。中國原本就是國史與地方志最發達之國，通過國史和地方志的創述、編纂以及以其為教科書而普及全國上下各層的史地教育，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是既國家之忠心亦有鄉土之情義的民族。

然而，培養國人對國家和鄉土的忠心義情，並不僅止於史地志書的教化，透過國文的國民教育，其政教效果往往更深且著。所謂國文也者，是傳統經史子集的佳作宏文的整編匯集而為國民教育的教科書，它包含中國人的基本中文之認識、義理之養成以及文風人品之培育等，換言之，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是必須透過國文教育而從深厚的國文土壤氣韻中培養形成，也就是經由國文教育，中國人於心靈中與中國的往聖先賢、文豪義士、英雄志士的生命人格相融為一，這樣的文教之心靈和生命的古今認同完成後，中國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

然而台獨主義的同心圓論，是用空間的圓圈將中國大陸以海峽為界加以隔斷而變成「外國」，因此中國的史地公憲議題均屬於「外國的中國之史地公憲」。同時，台獨主義對於國文的政教功能亦知之甚詳，因此於彼等掌握國權時，除了大舉改造史地公憲教育之外，亦依據同心圓論而大舉改造國民教育中的國語文教育之編纂方向和內容，其最高指導原則就是以台獨的台灣為中心而極力去中國化，換言之，國語文的教育是台灣的國語文為主體，中國者則等同外國之內容成份。

二

現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的「基本理念」有四條要旨：1.培養學生正確理解和靈活應用本國語言文字的能力。……。2.培養學生有效應用華語文，從事思考……，拓展多元視野，面對國際思潮。3.激發學生廣泛閱讀的興趣，提升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以體認本國文化精髓。4.……。

以「華語文」取代「國語文」，是最為曖昧且懷有偷樑換柱的改造工程之勾當的。按台灣語文教育界使用「華語文」辭彙，專門指針對外國人士的中文中語之教育而言，這個教育專業，大陸以「漢語」以及「對外漢語」稱之。近年台灣不少公私立大學趁全球華語文熱，紛紛設立華語文系所，譬如台師大就設立了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應用華語文系、國際華語與文化系；研究所國內外學生均收，應華系則專收本國學生，國華系則完全是外籍生。但不管如何，其辦學宗旨乃是因應全球學習中文中語的大趨勢而成立，培養出來的華語文人才，是必須跨出國門，前往全世界各地去訓練外國人習得說中國話、讀中國書、寫中國字的能力的。而留在國內的人才，也一樣是在給外國學習中文、中語的機構中教育他們習得中文的聽讀說寫能力。何以不就乾脆用「中語文」稱呼？那是因為要與國文系所、和中文系所有所區分；中文系或國文系的辦學主旨是教育培養中國自己的傳統國學人才，而不是訓練外國人習得中文。

台獨執政進行國語文教育目的之改造，刻意將國語文一辭取消而標出華語文一辭，不要以為將「國語文」換成「華語文」是沒什麼且平常之事，因為依照台獨觀點，所謂華語文實在是「中國人」的語文，而在台灣，「台語文」才是他們心中幽暗之深處真正認同的「國語文」－－「台灣共和國的國語文」，建構之路的終點就是廢漢字而以羅馬拼音來書寫台灣國國語文－－「台語文」。現階段當然無法完成台灣共和國的獨立大業，但在國語文教育中，可以進行在語文意識型態的構造中的破除中國性之壟斷而建立台灣性之優先權的工程，乃是先將「中國的語文」標舉為「華語文」，此乃是讓「台灣四大族群」的「台語」、「客語」、「原民語」可以與「華語」平等對列，一旦大勢成熟，就可以經由法定程序而將台語文正式明訂為台灣國的「國語」，當然，台灣國民亦可自由學習中國的語文，那種外國語文稱為「華語文」。

三

國民教育的國語文教育，根本之處在於透過教育體認我們是中國人以及是以什麼為本質、以什麼為方向的中國人。現行之國語文課綱的基本理念，讓筆者非常驚訝，國語文教育的目的，居然只是欣賞文學、拓展多元視野、面對國際思潮！

國語文教育說到根本，乃是中國經典和義理教育，唯有紮實堅厚的經典義理教育和學習，我們的子弟才能體認自己是中國人，才能明瞭自己是以「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六經之教」為文化本質文化方向的中國人。

孔子說過詩可以興觀群怨，透過詩教，子弟才能明白中國人如何興如何觀如何群如何怨，也因此而能了悟所以興觀群怨之因由、歷程以及其結果。又譬如讀過禮運篇，子弟就能認識孔子的政治義理的高度，且可據之而與當代西方傳來的民主制度加以對比，得出中國人應行的正路。

或許說我們是在台灣，國語文教育應當有台灣內容，此說是當然的，然則應選讀台灣先聖先賢的感人文章，在台灣文獻的匯集作品中，古與今多有經典型文本，如陳永華的建聖廟立太學文、如賴和的漢詩、如鍾理和的小說原鄉人……等，率皆教忠教孝，樹立在台灣生存發展的中華民族的立身立命之綱常。更應選讀日據時代抗日的豪傑的血淚文章，譬如羅福星的獄中絕筆，讀這篇文章而不為之落淚的台灣子弟，就不配為人。

「拓展多元視野、面對國際思潮」並非國語文教育的基本理念和教學目的，孔子詩教所言「多識蟲魚鳥獸之名」，實為詩教餘事，國語文教育的目標應是國民對於中國核心義理的體會、把握和實踐，而所謂「多元與國際」的認識，亦不過是「多識蟲鳥獸之名」罷了。

四

目前的九年一貫國語文課程綱要規劃者，確實是台獨主義的執行者，或者是獨台主義的投機者的產物。通觀全部綱要，它是完全不提中華、華夏、中國之辭的，它亦不敢提到中華經典、中華義理等辭，只提及「本國和外國文化習俗」，似乎國語文教育的主旨是考古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的內容與原則。總之，它是在課綱中刻意「去中國經典與義理」的。

或許有人會批評筆者深文周納，會對筆者指出課綱的「本國」就是指中國。 「本國」也者豈是中國？它於綱要中自己明白這樣提到：「1.能廣泛閱讀台灣各族群的文學作品，理解不同文化的內涵；2.能喜愛閱讀國內外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3.能喜愛閱讀海洋、生態、性別、族群等具有當代議題內涵的文學作品。」

這一段三點正是國語文課綱的本來面目，首先規定國語文的國民教育最高標準就是「台灣四大族群」的文學選讀，在這個架構中只容得下台灣的外省人的文學作品，譬如朱天心的《古都》，而不能容中國的文學作品，譬如沈從文的《邊城》。當然，國語文課本依然可以選讀沈從文的《邊城》，但是它是在外國的中國作家之標準下被選讀的。而關於第3點，則是課綱設計人滿腦子以為依附現在很流行的所謂後現代論述就是進步，因而比附「海洋」啦、「生態」啦、「性別」啦、「族裔」啦等等時髦議題，一則表顯中文學門的崇洋性、當代性，一則隱然以「全球」將中國刪解，前者呈現這個課綱的虛無無主體，後者呈現他們的去中國的台獨（包括獨台）本性。

五

筆者這一篇批判文，台獨主義者看到一定大笑，必定說台獨的台灣國國語文教育本來就是他們的革命之路。將中國性從國民教育中革除，籌計逐步而將華語文列為外國語文，亦是這個建國革命大業中的一個環節。從台獨的立場看這個九年一貫國語文課綱，是再合適不過的。

然而筆者並非質問台獨份子，我是義正辭嚴地質問馬總統，您執政的中華民國，相信不是台獨意義下的殼子型中華民國，然則這個中華民國的國民教育中的國語文教育怎麼是李登輝們、陳水扁們的台灣國之國語文教育課綱？難道馬先生的執政團隊居然是「李登輝們」、「陳水扁們」嗎？ ◆＃

國共聯手再抗日

阿修伯

九月三日，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5周年紀念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抗日戰爭是由共產黨領導和推動而取得勝利，對國民黨隻字不提。五年前胡錦濤主席還比較客觀務實的說，國民黨軍在前方對日軍正面作戰，共產黨軍則從事游擊戰牽制日軍，兩黨合力打敗日寇。今天突然口氣一變，共產黨成了抗日主力，國民黨變成不存在了。翻手覆手如此劇變令人驚詫。

朋友E來一篇中共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少將談抗戰的文章，徐少將坦白承認中共之抗戰是三分抗日七分擴張，毛主席感謝日軍侵華是對的，因為如果沒有日本侵華，中共仍然只能躲在山溝裏，無出頭之日。徐少將又說，中共的游擊戰牽制了大量日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把國共做一比較：「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共產黨比國民黨實在好的太多了。何況共產黨有著崇高的理想，是為了階級鬥爭解放人民，解放全人類，推動社會進步，才來抗戰幹革命的。共產黨即使有錯誤，一切代價犧牲都是難免要付出的。

國民黨重慶的貪污腐敗以及抗戰勝利後的「五子登科」「劫收大員」確實很「墨吏」，共產黨延安是否真的全「黃金」尚有待考證。但中共建國後，前30年為了「階級鬥爭解放人民，解放全人類，推動社會進步」的崇高理想的實踐，卻使舉世震驚駭異。原來是用土高爐煉鋼、畝產萬斤十萬斤、大躍進，浮誇虛偽自欺欺人，餓死數千萬。反右、文革、冤、錯、假，胡搞亂整腥風血雨來做試驗，固然達成了奪權掌權的目地，但崇高理想卻並未達成。後30年回頭是岸，改革開放修正，國家才悻免於崩潰。因此以「崇高理想」為藉口，不擇手段的擴張實力擴大地盤，感謝日本打擊國民黨，都不是正道。今日來看，這些都已成為歷史，但歷史要根據事實，不能離譜，不能故意扭曲篡改。國共既然要和解，就應像胡錦濤主席那樣尊重事實，不可像徐焰少將那樣歪理強辯。

又有軍事家、戰略家分析抗日戰爭，說蔣介石領導無方，國民黨軍才遭遇許多慘敗，因此否定國民黨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中的存在。不可否認蔣在抗日剿共戰爭中確有許多不可原諒的敗筆失誤，如黃河花園口決堤、長沙大火等，河南、湖南老百姓犧牲百萬。然而，勝敗乃兵家常事，許多時候運氣也佔了相當重要的因素，所謂人算不如天算也。

無論如何，說抗日戰爭是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的就未免太昧良昧實了，只要問問為什麼中國戰區的日軍向國府軍投降而不向延安的毛主席投降，真相自然大白，人人知道，當時蔣仍是眾望所歸的領袖也。《人民日報》此一社論大大損傷了當前國共和解的氣氛，馬英九總統兼國民黨黨主席已予以駁斥。希望中共恢復胡錦濤主席五年前的說法，維護兩岸和諧合作，這樣才能追求終極統一，否則還是讓我們維持良性台獨的現狀吧。

釣魚台風雲又起，兩岸兩黨應聯手再抗戰，先趕走日本鬼子再說，不要讓李登輝看笑話。◆＃

大陸對台政治「讓利」的限度

王偉男

（上海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台灣地區在時隔40年後，終於重回世博會大家庭。世博會作為一項國際盛會，當然也是國際場合，台灣參加世博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台灣的「國際空間」這一高度敏感的政治議題。考慮到台灣此前參與其他國際活動的既有模式，此次上海世博會能出現一個「台灣館」實屬不易，儘管其參展方名義上是「台北世貿中心」而非台當局。

眾所周知，此前台灣參與國際活動，一個關鍵問題就是以什麼名稱才會為中國大陸所接受。以經驗觀之，大陸方面比較能接受的依次為「中國台灣」、「中國台北」、「中華台灣」、「中華台北」，也就是必須有「中國」（China）或「中華」（Chinese）這樣的限定詞，並堅決反對「中華民國」或不加修飾的「台灣」這樣的名稱，目的是避免給國際社會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之印象。

2008年5月國民黨在島內重新執政後，大陸高層的對台工作思路出現較大調整。特別是自2009年下半年以來，對台「讓利」日益成為大陸當局決策的主導性思維。這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如「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及大陸各省區市赴台採購潮），還體現在台灣的「國際空間」等政治領域。候任副總統蕭萬長參加2008年博鰲亞洲論壇，退休副總統連戰代表馬英九參加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台當局衛生署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衛大會（WHA）等，都是大陸在政治領域對台「讓利」的具體體現。這次「台灣館」出現在上海世博會，並位於包括港澳展館在內的中國館區之外，更是一次重大突破。它給外界提供了如下想像空間：既然大陸能在台灣參展方式上做出如此重大「讓利」之舉，在未來的兩岸政治互動中，大陸或許還可以做出類似的、甚至更大的「讓利」之舉。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限度。越過了某一限度，事物就會發生質的變化。具體到兩岸政治互動、特別是大陸對台政治「讓利」上，就是立場底線問題。眾所周知，大陸方面在兩岸關係上的政治底線是確保台灣不出現法理獨立，並在條件成熟時最終完成國家統一。在可預見的未來，大陸任何對台政治「讓利」之舉，都不可能越過這個底線。從最近一段時期大陸學界的討論來看，在反對「法理台獨」、追求國家最終統一的底線之內，雙方就如何定位「中華民國憲法」、如何界定兩岸憲政體制的關係等重大敏感問題展開討論，似乎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是可以嘗試的。相較於大陸方面長期以來的對台立場和政策，如果這個討論能進一步擴展到兩岸官方層面，無疑就是大陸對台政治「讓利」的重大突破。

現在的關鍵問題在於：即使大陸方面做出上述重大政治「讓利」之舉，是否就會有助於守住反對「法理台獨」的底線、甚或是否有助於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局面？筆者認為，其中一個決定因素在於島內民眾在身份認同上的發展變化。

根據島內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今年6月公佈的民調結果，台灣民眾中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只有3.8%，而自認為是台灣人的佔到52.4%，自認為既是中國人又是台灣人的佔到40.4%，其餘3.4%沒有申明自己的身份認同。該機構同時列出了自1992年到2010年共19組同類調查的數據。在1992年的調查中，台灣民眾中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尚有25.5%，自認為是台灣人的只有17.6%，自認為兩者都是的佔46.4%。若把這19組數據繪製成曲線，就可以看出：自認為只是台灣人的民眾比例呈現為一條昂揚向上的曲線，自認為只是中國人的民眾呈現為一條俯衝向下的曲線；這兩條最重要的曲線構成了一個明顯的「喇叭狀」圖形。即使在2008年5月泛藍陣營在島內重新執政後，這兩條曲線仍然延續了先前的走勢。

身份認同在兩岸政治互動中極其重要。被視為島內深藍人士的張亞中教授認為，「認同是兩岸能夠達到長久和平、最終邁向統一的充分條件」，「沒有共同的重迭認同，不要說統一，連現在的和平發展都會變得脆弱」。因此，如果島內民眾的身份認同結構繼續沿著過去20年的基本態勢發展，最終必將導致趨獨思維和勢力完全主導島內政局。大陸的經濟和政治「讓利」之舉就很難守住反對法理台獨的底線，也很難長期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局面。

從這個角度來看，以政治「讓利」為本質特徵的所謂「世博模式」或許並不值得我們過度期許。不僅大陸的「讓利」幅度存在一個底線，這種「讓利」的實際效果和參考意義也會有明顯的局限性。大概沒有人相信未來在重要的國際組織中會出現一個名為「台灣」的正式成員或觀察員。更重要的是，即使大陸對台政治「讓利」（也包括經濟「讓利」）能夠讓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局面維持時間更長一些，也很難改變島內民眾在身份認同上的「喇叭狀」大趨勢。如果我們把這種「喇叭狀」圖形想像為一條巨蟒逐漸張開的大嘴，它最終很可能吞噬掉兩岸之間的和平表象。 ◆＃

社論

21世紀除了文革，搞反對，抗爭，謊言，鬼扯，我們冷漠，

.........是不是也該關切一下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