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兩點五十分，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的天氣預報是：能見度三至五哩，一千二百呎疏雲，八千呎疏至裂雲，陰霾，風向西北，風速八哩/時。
一架編號為1004的雙座經國號戰機(IDF)正緩緩的滑向清泉崗基地的36號跑道，緊隨在後的是一架擔任伴隨任務的F-5F戰鬥機。自從民國七17年十二月十日航空工業發展中心第一架IDF原型機出廠並於次年五月二十八日完成首次試飛之後，IDF在清泉崗基地已經完成了超過兩百次以上的試飛任務，所以當天那架雙座的IDF滑向跑道之際，基地上許多人都以為那又是一次例行的試飛，但是那天的飛行卻是一次非常特別的任務，因為那架雙座機除了前座的試飛組組長吳康明上校之外，後座還坐著當時中華民國國軍的最高長官─參謀總長陳燊齡上將。
參謀總長同乘新型飛機陳燊齡並不是第一人，他的前任郝柏村上將就曾在任內同乘過航發中心所生產的AT-3噴射教練機，但是陸軍出身的郝柏村總長對於飛行及飛機性能並沒有多少概念，所以那次飛行他是以鼓勵士氣為重點。而陳燊齡卻是一個有著四十餘年經驗的飛行老手，這次飛行是他想親自去體驗及測試一下這架由國人自己設計及生產的高性能戰鬥機的性能。
在航發中心剛開始有計劃要自己設計及生產高性能戰鬥機的時候，在空軍中反對的聲音比贊成的要來的大，因為航發中心在這之前除了AT-3之外並沒有過設計其它飛機的經驗，而AT-3也只不過是一架次音速的噴射教練機而已，在這種情形下許多人擔心在花費了許多錢之後，所得到的結果仍然達不到那時我國空防的需要。但是陳燊齡卻認為一個國家的空防並不能永遠依靠其它國家的裝備，戰機自製是國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所以從一開始他就非常的支持戰機自製的鷹揚計劃。
下午三點整，在得到塔台的許可後，吳康明上校將油門推桿向前推到最大軍用馬力，頓時間IDF的兩具TF1042發動激發出了雷霆般的吼聲，在巨大的推力下IDF開始快速的向前滾行，很快的那架漆著空優迷彩的雙座戰鬥機就昂首衝進了台中午後陰霾的天空。
飛機保持著大角度的爬升直上雲霄，抬頭顯示器上高度表的數字急速的變動著，似乎數字的顯示也無法追上飛機真正的高度。飛機主輪離地後不到兩分鐘後已經爬到一萬多呎空層，改平之後吳康明上校按照計劃將飛機的操縱權交給坐在後座的陳燊齡。
因為IDF是採用先進的線傳飛控系統，與傳統的鋼繩/滑輪/液壓的控制系統有相當的差異，尤其是駕駛桿並不像傳統式的可以前後左右搖動，而是全靠駕駛桿內的感應裝置來感受飛行員握桿壓力的方向與力量來控制飛機的狀態，所以陳燊齡在接過飛機後，抓住駕駛桿的右手稍微向左用了點力，飛機很聽話的向左轉去，順勢他將飛機向左作了一個小轉彎，等到一圈轉完出來之後，他已經覺得可以掌握這種全新的線傳操縱系統了。
飛慣高速戰鬥機的陳燊齡，在熟悉了操縱系統的向量之後，馬上想試一下那一架飛機的加速性能，畢竟速度是所有戰鬥機飛行員最關心的一項性能之一。他將油門推桿推到最大軍用馬力的後燃器階段，飛機很快的由零點八馬赫的平飛速度加速到一點二馬赫，通過音障時飛機並沒有任何的抖動及不穩，得到速度之後陳燊齡將握著駕駛桿的右手稍微增加了一點向後的壓力，飛機立刻開始爬高，很快的飛機就衝到了三萬呎高空。
就在那時陳燊齡成了中華民國有史以來飛的最高最快的一位四星上將，但是那天他卻覺得自己只是一個戰鬥機飛行員，尤其是當他握著駕駛桿親自操縱那架高性能戰鬥機時，他更有回到當年在部隊巡戈領空時的感覺，自從由3聯隊聯隊長卸任以來，他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感覺了。
他也知道那天將是他最後一次以中華民國空軍軍官的身分遨遊長空，所以他更珍惜在天空中的每一秒鐘。懶八字、向台兒、滾轉、觔斗這些在四十多年前在官校時就非常熟悉的動作，如今非常自然的在手腳配合下再度的在空中施展出來，飛機也非常合作的在藍天中畫出完美的軌跡。他真是非常滿意這架IDF的表現，他也非常高興空軍能獲得如此高性能的戰鬥機，因為他知道再過一年之後他就將由這個職位上退休，四十六年前離開西北工學院投效空軍時的初衷早已達成，現在該是解甲歸田的時候了，只是如今田園在哪裡？
下午三點四十分，完成了對那架飛機的性能測試後，在戰管的引導下那架IDF回到了清泉崗上空，吳康明上校以衝場高度通過機場之後，將飛機向左壓坡度加入落地航線，陳燊齡在後座看著飛機漸漸地對正跑道，心中突然想起了許多他在那裡當大隊長及聯隊長時所共事的夥伴們，那些人中有些已為國捐軀，其餘的大都已離開軍中，走著生活中各自不同的路。原來每個人的生命裡都有他自己的跑道，順著眼前那條筆直的跑道往前看，他的思維似乎一下子就像是回到了半個多世紀前的北平，那是他剛要起跑的時候……………
陳燊齡在書中指出，他擔任空軍作戰署長期間策畫的最大一樁作戰任務，和台澎金馬沒有關係，而是「中華民國建軍以來第一次擔任傭兵的角色」，作戰地點距離台灣八千餘公里，是為「大漠計畫」。
這本書由旅美航空工程師王立楨著，上優文化出版。書中說，民國六十八年三月，阿拉伯半島南端的兩個國家─南葉門與北葉門─發生軍事衝突。半島上最大的國家─沙烏地阿拉伯擔心戰火延燒到自己，同時也因為與北葉門間的友好關係，故有意插手。但是北葉擔心境內的沙國勢力坐大，所以折衷方案是由沙 國出面，請其他國家幫忙北葉。
當時北葉剛取得一批美製的F-5戰機，但飛行員及修護人員力量不足，正好國軍當時的主力機種也是這型，所以台灣是合格的候選人。當時還有其他國家有意出面，但是沙國有各種疑慮，例如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太密切，會遭到阿拉伯世界抵制。又如南韓給人的印象是要藉機打入沙國市場。分析結果，沙國 王室認為台灣是最佳選擇。
當時美國剛與中華民國斷交，沙國成為台灣最大的邦交國。沙國又是台灣最重要的能源供應國，且台灣正在進行的「十項建設」有不少資金來自沙國（高速公路的「中沙大橋」即為一例），因此如果接受沙國的建議，符合台灣的利益。但是也有若干困難，其中之一是：北葉已與中共建交廿餘年，國軍在這樣的 環境執行軍事任務，是否適合？
當時的空軍副總司令陳鴻銓率領陳燊齡等人飛往沙國瞭解、談判。參與者還有駐沙大使薛毓麒、外交部次長錢復等人。其間陳鴻銓曾飛回台灣，面見蔣經國總統，由蔣親自批准此一計畫。比照作戰計畫，整件事列為「絕對機密」。
民國六十八年四月，第一批國軍飛行員八人、地勤百餘人抵達北葉，開始了國軍建軍史上最特殊的任務。其間，國軍以空中巡邏及飛機修護為主要任務，至於地面支援作戰則力求避免，原因之一是萬一飛行員迫降或跳傘落於敵手，可能出現極為錯綜複雜的國際問題。
後來在國軍協助下，北葉本身飛行員漸趨成熟，國軍的任務逐漸偏重於飛機維修與試飛等，等於由第一線退居第二線。但雙方合作依然密切。直到民國七十九年，南、北葉統一，「大漠官兵」才在當年九月全數返國。這時陳燊齡已從當年的少將署長（一星）升為參謀總長（四星）了。
王立楨表示，這群官兵雖然遠離台海，卻依然處於與中共鬥爭的最前哨。尤其援助之初，他們的住處就在蘇聯大使館隔壁，距中共大使館也僅二、三公里。有一回，兩岸人員在同一家商店購物，對方帶的錢不夠，那時台灣的經濟水準高出大陸甚多，國軍官兵就順手幫忙補上。沒想到回到營區，竟招致「資匪」之嫌，還好不了了之。
王立楨說，國軍官兵「穿外國軍服，幫外國打仗」，看似與傭兵無異，其實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他們捍衛的依然是中華民國的國家利益，其中之一是延續了與沙國的外交關係。 「一群平凡的人所完成之不平凡的歷史任務，吾人引以為榮」。這是陳鴻銓對「大漠計畫」的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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