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二二八系列
2007/05/29 11:19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像一場惡夢，是許多外省人不堪回首的集體記憶，記憶裡一幕、一幕，盡是悲劇………。
三十八年，小腳媽媽帶著我們姊弟妹五人從南京逃到上海與爸爸會合。一路上常常露宿街頭、屋簷下、公園，廣場都是人，多半一家老小圍成一堆，有的就地燒飯，有的和衣而卧，當時我大約七歲，只覺得好好玩。媽帶著我們手忙腳亂的夾著行李，被推擠上了火車，人太擠，天太熱，悶得想吐。有時候全家坐在火車頂上，火車經過山洞或橋樑，長笛一鳴，大家都要趴下，否則可能被撞而從車頂跌下去，當時我一點都不知道害怕，只覺得好玩。
到了上海，我們立刻跟爸爸會合，我一直好奇，在人山人海的上海市，媽媽如何立刻找到爸爸？爸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買到了到台灣的船票，船名叫太平輪。我們卻沒上太平輪，當然以我當時的年齡，不可能知道原因，因為那是大人的事。多年後，爸媽告訴我，爸的一個祕書，是潛伏在爸身邊的共產黨，一再跟媽講：「台灣人野蠻，仇視外省人」、「台灣物價太高，買米要用黃金」、「台溝物資缺乏，吃香蕉皮」。媽媽受到影響，估其言，不願意到台灣，爸媽不斷爭吵，結果誤了太平輪。最後我們是坐上中興輪到台灣，上了中興輪我就出麻疹，船上的乘客說我得了天花，要把我丟到海裡，以免傳染別人，爸爸跟幾個老部下拿著手槍輪流保護我，一直到下船為止，這一段經歷我當然王遁得，這是後來聽大人講的。
從基隆下船，大人忙著辦入境手續、搬行李，我在碼頭上看到左一堆右一群的小朋友在碼頭玩耍。入境手續辦好以後，我們全家連同行李坐上一部大軍車，一路顛簸，塵土飛揚，到了瑞芳，住進一幢三層樓的小洋房。車上我跟媽說：「台灣小孩好可憐。」，「為什麼？」媽問，「我在碼頭看了半天，那麼多的小孩沒有一個人穿鞋。」真的當時台灣小朋友很少人穿鞋。
到了瑞芳，發覺瑞芳跟南京大不同，瑞芳當年還是鄉下小鎮，家裡沒有抽水馬桶，只有毛屎坑，坑下面除了屎，就是蛆，萬頭鑽動看來令人頭皮發麻。天氣燠熱，終日汗流夾背，三天後滿身痱子，奇癢無比，蚊子不分晝夜攻擊，無處可逃…………，糟了，大人真奇怪，好好的南京不住，為什麼搬到荒郊野外………，我暗自叫苦。
我在南京讀過小學一年級，到了瑞芳，還是讀小學一年級，全校只有兩個外省人：我跟我姐姐，姐姐是女生還好。我慘了，全班男生打一個外省「阿三」，苦也！好好的南京不住，為什麼要到台灣？台灣是個落後、貧窮、野蠻的地方。大人有毛病，為什麼搬到這裡？
半年後我學會了台語，交了不少台灣小朋友，瑞芳的村郊野趣、鳥語花香，是南京所沒有的。想不到我很快就愛上了瑞芳………。
兒時來台的經過在記憶中封塵五十多年，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愰如昨日，兒時的台灣、瑞芳，是陌生的「異鄉」，沒想到我會在「異鄉」娶妻生子，不知何時「異鄉」，早已變成「故鄉」！
在我成長，念書的過程中從報紙、雜誌斷斷續續地看到一些二二八的記載，雖然語焉不詳，但是回憶剛來台灣時「大人」對我說的有關台灣人殘暴、野蠻的話，我對二二八的歷史開始注意，學校畢業後，因為從商，在香港、在美國，各大城市的華埠，有機會接觸到不少中共、台獨分子有關二二八的書籍，我對二二八的瞭解比當時的一般台灣人要多了很多。那時候我完全不相信國民黨的說法，一廂情願的相信台獨人士黨外的說法：二二八是國民黨腐敗造成的「官逼民反」、是國家大屠殺。到了李登輝時代，二二八資料大公開，有關二二八的書籍大量出版，首先令我驚訝的是把二二八跟現實政治掛鉤，作為操弄族群的籌碼，所有二二八的論述，其文章或書籍總是公式化地歸結到如何追隨先烈繼續為台獨奮鬥。二二八是歷史事件，研究歷史豈能有現實的政治目的？其次二二八文章的原罪說也令我大惑不解，我是外省人第二代，我生於民國三十一年。二二八跟我有什麼關係？我為什麼要背負二二八的原罪？還有更離譜的是「文化衝突說」，這種說法看來公正、看來有學術味道、有理論基礎。但是「文化衝突說」最大的謬誤是背離了一個文化背景的事實--「台灣文化高於或優於中國文化」，這個立論大前提都建立在一大堆統計數據，以及一大堆捏造的故事。我們先說引用統計數據的部份，拿作者在「二二八與統計學」文中曾有論述來駁斥他們對統計學的無知。而文化的比較要看其中是否屬於同一系統，如屬同一系統不必比較，何來「文化衝突」；如果不屬同一系統，要從精度、廣度、深度等層面來作比較，不可粗糙地用量化來比較。這也是許多人詬病抗庭頓文化衝突論之處。以抗氏東西文明衝突的理論，如何解釋同屬基督文明的兩次世界大戰，德義、英法之間的廝殺，又如何解釋同屬儒家文明的中日大戰。事實上二二八原因很多，但都跟文化無關。另外更令人驚訝的是為了建構「文化衝突論」而捏造的一大堆故事，如老兵買水龍頭回家釘在牆上沒水流出，找五金行算帳的故事。這個故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捏造的，原因是：除非是從山西鄉村抓來的新兵，第二天就到台灣了，否則許多老兵因為戰爭的關係跑遍了大江南北，見多識廣，豈會沒用過自來水？沒看過水龍頭？我七歲來台灣，來台灣前對大陸的許多大都市如重慶、南京、廣州、嘉興都有記憶，來台灣以後在基隆下船，我發現當年台灣的小朋友，男孩多半癩痢頭，女孩多半紅豆冰腿---因為衛生不良被蚊蟲叮咬的後遺症。當年當年的台灣人滿嘴粗話，動輒打鬥；當年的台灣有一大堆惡劣風俗習慣，包括養女習慣，有錢人收養窮人家女孩子名為養女，實為女奴，動輒打罵，打死也無所謂。當年的台灣迷信、拜拜、不講衛生[1]；當年台灣滿街文盲[2]，還有台灣社會結合了中國下層低俗文化與日本下層町人文化的所有惡劣的部份[3]，用統計數字來證明台灣文化比大陸文化高明，那是一個笑話。以我個人所見所聞，大陸的大都市，其規模、其繁榮的程度，文化的表現是台灣所不能比的，何況當年來台的大陸人是幾億人中的菁英，以他們的文化平均水準與當年台灣人的文化水準是不能比的，假如有人不信，可以做一個三十八年在台灣的外省人的教育程度與當年同年齡台灣人教育程度作比較。而很長一段時間台灣所謂的族群問題是外省人看不起本省人，外省女孩子不肯嫁本省人，為什麼看不起本省人，因為本省人平均文化水準落後外省人之故也。以上所述沒有任何褒貶意味，純屬陳述一個當年的事實。但是五十年來的共同生活，五十年來台灣社會深度中國化，這些問題不但自然消失，而且由於受上一代的影響，外省人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第四代大多數從事軍公教，而台灣經濟繁榮的成果大部份落到本省人手上。這是歷史發展的事實，誰也不必抱怨。但是把二二八原因說成：「兩百萬殘兵敗將從文化落後地區來到文化發達地區產生的文化衝突」，卻是漫天大謊，當年我到台灣，除了看到台灣貧窮落後的一面，如廁所都是茅坑，臭氣薰天之外，坑裡之蛆萬頭蠕動令人作嘔，大多數住家屋子直接蓋在泥土上，凹凸不平，還反潮得厲害，全省沒有幾條柏油路，車子一過，塵土飛揚，夏天蚊子從黃昏開始成群向人攻擊…………。當年的台灣絕不是今天的面貌。當然那時我太小不瞭解台灣過去的歷史背景，也不瞭解台灣除了生活條件差以外，農業、水利交通、電訊建設是不錯的。但是無論如何，二二八文化衝突說是胡扯，許多有關外省人、外省老兵的故事是捏造的。
我發覺綠色學者對二二八以及台灣近代史居然有如此大膽的「造謠生事」之後更引起我對二二八的研究的興趣。在李登輝時代，我開始關心所有有關二二八的新聞，搜購所有有關二二八的書籍，隨著資料的豐富，尤其是政府檔案的公佈，我赫然發現二二八的真相完全不是綠色學者講的那回事，他們的著作其資料來源大多來自口述歷史、田野調查，不引用或選擇性引用國家檔案。如常引用楊亮功調查報告托評長官公署的部部份，而不引用調查報告中有關暴民的暴行部份；如常引用唐賢龍「台變始末記」書中指責長官公署、陳儀的部份，但絕口不提唐書中描述暴民打殺外省人的部份。這算那門子歷史？這算那門子歷史學家？ 行政院通過二二八補償條例，李登輝正式代表國民政府向二二八受難家屬道歉以後，雖然我不以為然，但是我想如果事情就此打住，歷史暫時被扭曲也無所謂，畢竟檔案、證據都在，真相終有大白的一天，何況台灣歷史、社會結構特殊，如能平息本省受難家屬的怨氣，那就暫時忍住不說話算了。但是二二八被定調以後，被政客操弄以後，替他們爭取到不少選票以後，在政治人物嘗到甜頭以後，他們更變本加厲，樂此不疲，怨氣沒有平息，族群也更對立。
綠色學者配合民進黨捏造二二八歷史，騙到了選票，騙到了政權，我們整個社會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族群問題、認同問題、甚至兩岸問題，無一不跟二二八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我實在忍不下去了，說什麼「可以原諒，不可以遺忘。」事實上是不遺忘，更不原諒，學者的鄉愿，馬英九的乞憐[4]，甚至李敖的苦口婆心[5]，都沒有讓二二八的「假悲情」淡化。這時候我覺得只有一個辦法，讓這些不入流的學者，不入流的政治人物停止歪曲二二八歷史，停止挑撥族群仇恨—那就是我們用資料，用一手資料，還原二二八真相，讓大家知道二二八不是起義，陳儀、國民黨固然犯了不少錯，當年的台灣精英、皇民奉公會分子、逃匿不願回國的日軍、台籍退伍軍人、台籍日本翻譯、流氓也做了許多天理、國法都不能容的事，這些事實證據堆積如山，不容狡辯。二二八是個歷史悲劇，悲劇發生的原因很多，但是真相卻是臭不可聞，政客們、假學者們，不要再利用二二八了，不要再美化二二八了。二二八沒有太多高貴的、偉大的動機，二二八也沒有幾個烈士，非要在二二八這個題目上糾纏不休，最後大家會發現我們只是在做一件事：「扒糞」而已，二二八的歷史值得研究，但不值得紀念。 我研究二二八的目的正如儒家「刑期無刑」的理論一樣，希望有一天除了在教室、在課堂上，台灣社會沒有人再談二二八。我們對二二八最健康的態度是—忘掉它!
※註：本文摘自「二二八真相解密」，本人著作，風雲時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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