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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史德的角度看二二八歷史的寫法

分類：二二八系列之史德

2007/05/18 10:34

中國自古就以很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史家，所謂「振筆直書」、「不溢美」、「不隱惡」、不屈服於政治勢力等，都屬於道德範圍的標準。史識、史才、史學都屬於學養、判斷力等技術功夫層次的要求。具體提出史德的是清朝章學誠。章氏認為史德乃「著書之心術」，史家一定要端正心術才能破除偏見，才有資格做一個好的史家。

文史通義（史德）編說：

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之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

………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可不慎也。

章氏所謂史德問題分為兩層次，第一層次是史家心術之邪正，是品德問題，另一層次是修養功夫不夠而產生的問題，非道德上之故意。前者不是問題，因為很少史學家會心存惡念故意欺騙，後者問題往往隱微於不知不覺之中。章氏所謂「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天」是指理性、指事實；「人」是指情緒血氣。因為學養不足而氣不能平、情不能正，以致影響作品水準，所以史德不止是道德問題，也是歷史方法學上的問題，史德是一個史學家的基本功，基本功偏頗，其於史識、史學、史才則不足端矣。

錢穆在論史德問題時說：「學問皆由人做，人品高，學問境界亦會隨而高；人品低，不能期望其學問境界之高。」

梁啟超也認為所謂史德即「心術端正」，「心術端正」的具體表現在寫作上是「忠實」，忠實看似容易，實際非常困難，起碼要做到不誇大、不附會、不武斷。而這些基本功又與史識、史學、史才相互影響。

從上述的標準看來其實唐代的劉知幾，在史通論及古史失事的原因時就有不少論述應該屬於史德的範疇如為當時統治者的威勢所攝，不能振筆直書。所以《編次說》：“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播之千載，寧為格言！”這種情況，特別表現在歷代開國之初修輯前朝史實時，十分明顯。修史者但憑主觀愛僧以為記事的標準，而失去是非之公。“其撰《魏書》也，諂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僧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必駭物。”魏收是南北朝時代的北齊人，他的文章很好、有才名，後來奉昭寫「魏史」，凡是跟他有怨的人，他都在下筆時醜化，事後還得意洋洋的說「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拿了人家的好處，他就把對方或對方的先生捧上了天，所以後人稱「魏史」為穢史。記事之時，有隱諱、有誇飾、有虛美、有厚誣，很難保存事實的本來面目。《惑經稿》指出：“夫子之修《春秋》也，多為賢者諱，無慚良史也乎。”《曲筆篇》又說：“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則可致誣，列諸緗素，難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

史德問題在中國史學上很有名的案例是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歐陽修是宋朝的大文豪，是一個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全才文學家，舉凡詩、詞、散文、駢文無一不精。但是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卻是歐陽修一生作人、為文的一大汙點，新五代史中提到吳越國開國之君錢鏐：「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武肅王錢鏐）世常重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人尤不勝其苦………。」最後對錢鏐的評語是「鳴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但是根據薛君正的《舊五代史》（簡稱《薛史》）對錢氏卻有完全不同的評價，《薛史》中說錢氏：「少年拳勇，喜任俠，為解仇報怨為事。」又曰：「迨於晚歲，方愛人下士，留心理道，數十年間，時甚歸美……兩浙里俗咸曰：『海龍王』。梁開平中，浙民上言，請為鏐立生祠，梁太祖許之………。」又據清康熙年間吳任臣所撰之《十國春秋》（簡稱《吳史》），對錢氏之評語是「論曰：錢氏據兩浙幾及百年，武肅王欲來善事中國，保障偏方，厥功鉅矣！」書中絕無錢氏歛財，虐待百姓的記載。對於錢氏的評價歐史跟薛史、吳史，出入如此之大，以歐陽修之博學豈非怪事。原來歐陽修在做西京推官（司法小吏）時迷戀一風塵女子，而被長官錢惟演斥責，並勒令歐陽修與風塵女子斷絕來往，錢惟演也是當時的才子，後來官居侍郎、尚書，而錢惟演是武肅王錢鏐之侄，吳越錢俶王之子也。歐陽修為報私怨而修「新五代史」厚誣錢氏，實在是歐陽修一生為人、為文的一大敗筆。

從史德的角度來看台灣所有坊間的二二八歷史幾乎全部都不及格。我們從坊間有關二二八的作品其不合史德的部分可以歸納出下列要點：

一、心態不健康：

心態不健康，下筆之時充滿怨恨，是治史者之大忌。心中充滿怨恨，如何能冷靜思考，如何能小心求證。我們從坊間有關二二八的發生原因歸咎於陳儀無能、國民黨腐敗、台灣經濟蕭條，而引起的官逼民反，字裡行間充滿怨氣，對於當時台灣人應負的責任如處委員派系頃軋步調不一、台藉書生錯估形勢、戰前台藉日軍、大陸返台日軍通譯、流氓的興風作浪，濫殺無辜外省人等使二二八惡化的諸多原因隻字不提。心中充滿怨恨、復仇的心態能寫出客觀公正的歷史嗎？

二、革命史觀—台獨心態：

當年的二二八假如被認為是革命，跟兩蔣時代海外台獨武力奪權派的革命主張一樣「戰鬥」早已結束，當年的「武鬥」失敗了。透過選舉、透過政黨輪替，本省人不流血革命早已成功，台灣人早已當家作主，但是坊間的二二八史書，許多作者還沈迷在革命失敗的悲情裡，還對二二八革命失敗的歷史作檢討，作為「再革命」的參考。如李筱峰解讀二二八──了解台灣歷史上不同階段的台獨的背景與內涵之後，我們實在不必要把「解開二二八情結」、「撫平二二八傷口」這件事，與「消止台獨思想」視為因果關係。「消止台獨思想」不但不該是「撫平二二八傷口」的函數，相反的，我們更應該爪二二八的歷史中記取歷史的教訓。 又如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革命──二二八革命無疑地有其突出的地位。在探討二二八的歷史意義時，下列三點正面的結果應予以特別肯定：

（一）二二八是基於台灣本土意識出發的一次殖民地解放革命。日據時代五十年的現代化過程，已經為台灣人的本土意識舖下根基。大戰後，「祖國」帶來的經濟恐慌，加速了本土意識的成長。雖然台灣人在二二八革命中提出的政治要求，尚未一致而明確地揭櫫「獨立建國」，但在強調「台灣的政治由咸灣人自理」的原則上面，則是一致而明確的。尤其是在大屠殺後，台灣和中國之間的時斷時續的脆弱連鎖已經徹底切斷。二二八失敗之後，進步的革命參與者已經清清楚楚認識了，只有自求解放、只有獨立自主，台灣人才有生機。

（二）台灣的革命者從二二八獲得了一次血淚教訓：反殖民、反封建的武力鬥爭必須築基於踏實的組織與宣傳工作，而只有農工大眾才是可靠的革命力量。在革命的每一階段必然會出現許多掀風作浪的投機政客及浮游士紳。這些阻碍革命，破壞革命的政客士紳，必須時時加以清除。

（三）在二二八期間及其後的大屠殺，台灣人進一步認識了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狡猾與殘忍。二二八革命之前，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本積缺乏認識，這是導致失敗的原因。但經過二二八的血淚教訓之後，進步的革命參與者，已經徹底認清了國民黨政權的殖民封建本質。

又如二二八民變──這必是受苦受難的無數冤魂即將翻身討還血債的前兆。這必是被壓迫的人民即將衝破黑夜迎接黎明的前兆。

總結這些書籍的二二八史觀像極了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二二八的時代一去不返了。台灣再也不須要革命，撫今追昔，用革命史觀來寫歷史，實在不通。

三、凡是主義：凡是主義是中共文革時代捧毛澤東的話，「凡是毛主席的話都是真理」、「凡是毛主席的命令都要貫徹」。在台灣的二二八歷史也有凡是主義的怪現象。凡是國民政府所作所為都是錯的，凡是當年老百姓做的事情都是對的。這種態度已經嚴重到睜眼說瞎話的地步。如《台灣二二八革命》──在歐打貪官汙吏，民眾對於大陸籍的教員及下級公務人員，均予以保護；平日為官清廉的，也都有台灣人帶到家裡藏匿，以免亂中傷及無辜，只有平時氣燄高漲、仗舫欺人的憲警貪官奸商等，才是人民最主要洩憤對象。在搗毀間有人想乘機竊走財物，都被民眾抓住歐打。事實上海「新聞天地」所說的：「遺憾的他們沒有目標的看見外省人就揍，結果呢，原先作為對象的高貴大員絲毫無損，而遭殃的卻是餓不死吃不飽的小公務員、商人、婦孺……………。」

又書中提到台中市三月二日動亂情形描述甚詳，文中也提到專賣局科員劉青山的名字，但是為何不提劉青山被歐成重傷，送醫院治療，且「第二天暴民聽說劉君在醫院未死乃衝到醫院割去劉君耳鼻、又挖出雙眼，再予猛擊而罹難。」──（見行政院二二八研究三０七頁）。又如楊功亮的調查報告三月二日「台北方面之暴民依然四處騷動，對於各公私醫院所收容之歐傷者多有被暴徙逐出醫院再加歐打……………..。」

又如許多書中有軍隊「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的敘述，但是根據統計當年民間搶奪的武器彈藥統計如下：二二八期間政府機構及軍方共損失軍刀參仟玖佰柒拾柒把、手槍壹仟陸佰零柒枝、步騎槍貳仟伍佰參拾貳枝、輕機槍陸拾捌枝、重機槍參拾貳枝、擲彈筒伍拾捌枚、迫擊砲陸門、空用機關槍砲肆拾門、高射機關砲壹拾貳門、手槍子彈參萬肆仟粒、步機槍彈伍拾參萬粒、迫擊砲彈貳佰貳拾陸顆、擲榴彈壹萬陸仟顆、手榴彈參萬陸仟顆。這些武器都是從軍人、警察手中搶來的。那麼多武器還可以叫「手無寸鐵」嗎？

最可惡的是政府也配合這種凡是主義處理二二八問題，行政院二二八補償條例規定補償對象限國家暴力受害人──即本省人，外省人受難者一律不賠。前行政院參事徐新生在中國時報投書：舉個實例，當八十四年「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款」將通過之際，我接到一位楊姓友人從美國來電，她聽說此案，以為我在行政院工作比較方便，託我打聽二件事，一是如何辦理補償，一是前政務員張豐緒的父親在哪裡？因為二二八時她父親在台南任職，被暴民打成重傷，不久去世。而當時張父是醫生，曾為他治療，若有需要可作証。

我打聽結果，張父已去世，楊姓友人的父親情況也不能獲補償，因該條例所稱的受難者，係指遭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換言之，她父親是被人民所傷，所以不能獲得補償，當時打傷她父親的人，若被警察逮捕受刑，反而可受補償。這樣公平嗎？政府有想要如何？補償這一部份受難人嗎？否則對他們來說，二二八永遠只是個更令人傷痛的不平紀念日。

有人說當年二二八外省人受害人賠過了，所以今天不賠，事實上當年政府賠償的是被暴民打傷的醫藥費及財務損失，不分本省、外省。而且我們翻開當年的檔案發現許多判重刑的人是因為搶劫，凡是論衍生出來的另一現象是本省人一律賠－－即使有罪。外省人一律不賠－－即使無辜，這樣幹能服人嗎？

至於政府的部份，即使所謂「官逼民反」此一說法成立。則國民政府處理二二八難道一無是處嗎？蔣介石嚴令部隊遵守軍紀、二二八初期陳儀不准部隊主動攻擊，多少降低了傷亡。二二八結束後取消長官公署、改省政府、本省菁英仍起用從政。從法院的判決看到大量的被告改判無罪或不起訴處分。在在都證明了國民政府的作為並非一無是處。「凡是論」是共產黨的愚民口號，研究歷史豈可用「凡是論」。

有一批活在過去的政客以台獨心態，繼續革命論寫文宣騙選票我們雖不苟同，但是可以瞭解他們的目的，但是有些在學術殿堂居高位的學者，也用不健康的、違反史德的心態搞歷史，我們就不能不予以嚴厲的譴責，如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在「二二八檔案彙編」緒論中說：「二二八受難者及其家屬和社會大眾所渴望的追查元兇、發掘歷史真相，也許在這些檔案中無法得到滿意答案，但藉由對史料檔案的扒梳與研究，已足以重現當時的歷史情境，事件的元兇與歷史真相早已呼之欲出，祇是找不到白紙黑字的原始證據而已。」這種理論違反基本治史有一分証據說一分話的原則，這種說法等於未審先判，這種心態背離了一個史學家的史德標準，這種幼稚的語言出自國史館館長之口令人痛心。

以上問題都可以歸類於史德問題，史德偏頗，心中充滿仇恨，如史通曲筆論「每事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讎。」史德是史學者必要的健康態度，態度偏差而在學術上能成一家之言者可乎？＃